好好谈电影，大美许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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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好 拍 电 影
电影与生命本就是一回事
刘二千
香港电影研究者
据说文念中在香港理工学院修读设计系学士课程时，曾经在一次电影欣赏课程中主动向客席讲师许鞍华留下联络方法，希望可以在1991年大学毕业后进入电影业发展，结果未获回音。
不过他此后仍颇为顺利地进入电影界，尤其以美术指导的身份参与了《春光乍泄》（助理美指）、《花样年华》以及一部非常王家卫style的《初缠恋后的二人世界》（葛民辉导演），更在2000年凭借张艾嘉执导的《心动》获得金像奖最佳美术指导。两年后，文念中开始与许鞍华的第一次合作，担任《男人四十》的美指，此后又参与《黄金时代》和《明月几时有》。2021年，文念中交出首部执导作品，是一部关于许鞍华的纪录片，叫《好好拍电影》。
《好好拍电影》剧照
在纪录片中，许鞍华讲述自己为何执意要在新界拍：“我想拍新界很久了，一直没得拍，以及这些村子拍完就没了，所以好像拍古董那样去拍，很开心。”于此，这部影片在两重意义上构成对香港消失的政治的表征。
“消失的政治”概念来自文化学者阿克巴·阿巴斯——他也曾是许鞍华在港大比较文学系的老师——出版于1997年的名著《香港：文化与消失的政治》。阿巴斯指出香港文化在八九十年代爆炸性的表征和自我表征中往往容易陷入中西差异之类的俗套叙事中，而新电影的任务则是“在对电影媒介的运用中、在对历史和记忆的探索中、在对被唤醒之细节的发掘中去捕捉置身香港文化空间中的那种飘忽、狡猾和矛盾感觉。”在《明月几时有》中，许鞍华不仅在时间意义上将此前不可见的香港抗战史拉拽进入当下的感觉结构中，也在空间意义上捕捉处于易逝、消失着的新界这一非典型的“香港景观”。
《明月几时有》剧照
而在香港社会经历着撕裂和动荡、尤其是香港电影产业也都处于衰亡之际的当下，《好好拍电影》也将自身纳入到一种消失、记忆与再现的关系中：它不仅应被视作文念中与许鞍华多年缘分和友谊的见证，也是年轻一代香港电影人对逐渐老去的前辈及其身上所凝结的本土文化变迁历程的致敬和纪念。
围绕许鞍华及其电影，影片大体上配置了两条线索。其一是许鞍华的个体生命史。1947年许鞍华出生于鞍山，两个月时随父母移居澳门。1949年，父亲前往香港工作，许鞍华则与祖父母、母亲等继续生活在澳门，直到五岁时才来到香港，住进位于港岛东区的模范邨。尽管已经缺乏相关影像资料，但好在有《客途秋恨》。在这部自喻身世的作品中，许鞍华将自己童年和青年时期的生活搬演到银幕上，并全力处理了围绕自身的文化身份问题。
《客途秋恨》海报
幼年时的许鞍华沐浴在祖父母的慈爱中，这种慈爱尤其表现为一种中国古典文化的滋养。身居澳门的祖父是一个典型的南下遗民，用收音机听的是南音《客途秋恨》，也从孙女用稚嫩童音背诵的《乌衣巷》中欣慰地感到中国文化的不绝如缕。不过更重要的文化身份议题来自母亲。
许鞍华自小与母亲关系紧张，这一方面是因为母亲的严厉和女儿的倔强，另一方面是因为母亲的古怪：她不仅中文不佳，而且常常说一些仰慕日本的胡话。许鞍华直到16岁才获知母亲是日本人：战争结束前夕，她前往东北找哥哥，不久成为难民，在惊魂落魄中与作为国民党文书的许父相遇、结婚，并随后南下，自此在粤人社群中隐藏身份生活下来。尽管母亲的真实身份令年轻时激昂的反日热情变得可笑，但许鞍华与母亲的真正和解似乎要迟来许多。
至少在《客途秋恨》中，“我”自英国留学回到香港后依然与母亲延续着自童年以来的“战争状态”。后来“我”随母亲前往日本别府，她终于在几十年的客途之后重归故土。在日本，“我”见到了右翼的狂热，更多的却是朴素的人情之美，最重要的则是对母亲达成了理解。尽管母亲在故土重拾了在中国前所未有的放松感，但她最终也决定回到香港，因为“日本菜太冷，还是靓汤好喝”。
靓汤当然只是“作为整体的生活方式”的文化香港/中国的代指。由此，一个开放的情境主义式的东亚观念通过对血缘和复杂的国族恩仇的超克现身了。如果说血缘和肤色具有被抛意义上的命定性，而通过对自身生命境遇的接纳，我们却能够抵达某种程度上的主动认同。事实上，这种主动接纳在地社群的反离散态度也适用于许鞍华和八九十年代以降的香港文化。香港不再是难民们流徙生活的中转站，而是家乡。
《客途秋恨》剧照
并不令人惊异，文念中将背诵唐诗和日本之旅这些经典片段都剪入了《好好拍电影》。但看到已经70岁的、甚至开始日常出入小区运动场和中医馆的许鞍华悉心照料着母亲的日常场景大概仍会令影迷们感到幸福。许鞍华似乎永远爽朗活泼，甚至会为外卖餐厅送的薯菜惊呼，而母亲尽管行动迟缓，却依然举止得体且思维清晰。此时影片再切到许鞍华弟弟的受访场景，其中他提到她如何抗拒将母亲送入养老院。
而在《桃姐》中，许鞍华再一次——就像她从《胡越的故事》和《投奔怒海》到《千言万语》、《天水围》再到《明月几时有》中无数次做的那样——再次刺穿了香港电影过于青春阳刚、江湖恩仇、戏谑鬼马的氛围，尖锐地将养老问题重新置入社会的感知系统中。徐克在片中如此评价自己的这位同时代人：“她是在记录对这个年代的感受，这个年代里的细节的形态和意象。我觉得她是有意识地在讲述我们这个年代需要提起的问题，在讲述我们需要注意或感受到的对我们自己也好、对我们周围社会的关心。”
《桃姐》海报
提到作为导演的许鞍华，总是要从新浪潮说起。1975年回港后，许鞍华做过几个月的胡金铨助手，接着投身风起云涌的电视界，先后为TVB、廉政公署和香港电台拍摄了《CID》、《ICAC》和《狮子山下》等电视电影和纪录片。1979年和1980年，许鞍华先后执导了《疯劫》和《撞到正》，成为香港新浪潮的代表作。
这两部都是类型片，混合了恐怖、悬疑、鬼怪和动作等港片经典元素，却在叙事形式和视听风格上都突破了港片的仪轨。尤其是《撞到正》，更是借助冤鬼上身戏班子的情节设置实现了最大程度的叙事自由，并在对种种仪式、民俗及其空间景观的物质性观看中以近乎触觉的方式深入长洲在地生活的褶皱和肌理中。
新浪潮和《投奔怒海》之后，许鞍华投身主流电影产业，拍摄了多部武侠（《书剑恩仇录》《香香公主》）、言情（《倾城之恋》《今夜星光灿烂》）和犯罪（《极道追踪》）片。这些影片都口碑和票房双失，许鞍华自己也极不满意：“从读电影学院到进电视台，到拍出前三部片，我都行运一条龙，之后又衰番十年。”
不过，她也清楚地意识到，如果不是饿死或气死，失败也是有意义的。确实，后设地看来，这段“浑浑噩噩、拍了一部又一部”的低潮期已经预示了此后的一些转变。例如，《倾城之恋》开启了她对张爱玲小说的改编，一直持续到尚未上映的《第一炉香》。又比如《今夜星光灿烂》固然陷溺于三代人戏剧性的爱恨，却在其中大量配置了从保钓、反殖到更加在地的社运和区议会选取等政治议题，成为《千言万语》的先声。
许鞍华
直到1995年的《女人四十》，许鞍华才又一次取得重大突破。她由此发展出一种平淡洗练的白描诗学，并延续至《天水围的日与夜》和《桃姐》等作品，成为其最具辨识度的作者风格。在一种极简主义的氛围中，故事往往只关于吃穿住行、生老病死和迎来送往，情节上完全排除戏剧性，只有日常生活事件的缓慢流淌和往来重复。视觉上则通常采用中景或远景长镜头的静观姿态，先以微仰的角度将人物安放在画面较边缘处，使他们完全沉浸于其生活环境展开行动，对人与物及其所穿越的时空连续体表现出香港电影中少见的耐心。
《好好拍电影》的第二条线索串联起《明月几时有》的生产流程。除了片头的摄制场景，影片勾勒完许鞍华此前的电影生涯和个人生活之后，又呈现了她奔波于内地进行的影片宣传。她会饶有兴致却笨拙地练习用四川话说“感谢大家支持《明月几时有》”，也会穿着蓝色高帮帆布鞋、倚在沙发上吐槽“为什么大家总是不断问女性电影的问题”。
当然，这条脉络更重要地牵连到合拍片问题。尽管这些年来许鞍华日益依附于内地市场拍片，但正如我曾经在《形象香港：盘点许鞍华》一文中所说的，《黄金时代》、《明月几时有》甚至她对张爱玲的持久痴心都始终贯穿着“对边缘的高度敏感、对身份的质疑和探寻、对任何特定历史书写的警惕”，而这些正是她的香港底色。
许鞍华-《明月几时有》宣传
在《好好拍电影》的最后，文念中将许鞍华六次获得金像奖最佳导演的时刻一一呈现。在2018年凭借《明月几时有》获奖的颁奖礼上，这位从新浪潮和金像奖开始便以革新、冲动、跌宕、欲望、混乱、另类和跨界等种种形式参与并塑造了当代香港电影的电影人再次致谢了她所身处的这座城市：“我想趁这次机会多谢香港这座城市。我在这里长大，在这里受教育，在这里拿奖学金去读电影，回来后又不停给予我创作灵感，让我赚到钱，做到事，有最好吃的菠萝包，有最好喝的奶茶。我非常之感谢香港，希望以后可以多些帮这个城市做事。”
这种表白，当然出于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土的归属，却来自近年来的深思熟虑而非不言自明的先验天然。她一度不无疑惑地反思，自己这一代人曾经执着于身份（identity），后来又决定放弃，打算要做世界公民，现在的人们却又越发重视本土性（locality）。也许本不应有惑，相对一个先在的、固拙的身份或本体，本土应该也可以是一种始终在与世界的勾连和协商中不断生成的开放状态。在纪录片的一个场景中，许鞍华坐在街头，讲到自己有一次对吴靄仪说，越发觉得自己并非一个冷酷的局外人（outsider），留下来只是好奇究竟将会发生什么（@1997年许鞍华与崔允信合拍的纪录片《去日苦多》）。相反，她越发意识到社群的重要性，也更加强烈地自觉到自己对这座城市的责任感（commitment）。
许鞍华-金像奖
也许，许鞍华会继续好好拍电影，并更加回归香港社会。也许，体力、资源和能力都已经不再适合执导的许鞍华会以其他方式帮助危机中的香港电影。不管如何，《好好拍电影》来得正是时候。它不仅是对一段献身于电影三十余年的灿烂旅程的铭记，更是对如此有趣有料——在醉酒后会背莎士比亚、年轻时为了让被人听见自己会故意每晚都哭、年老后的野心是健身和整容——的生命的揭示。这所有的元素又被纳入一部新的影片中，告诉我们，电影与生命本就是一回事。
编辑: Apertus
电影系学生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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